大家好，我是烏鴉。
近一段時間以來，關於不文明養犬的問題再一次引發輿論關注。
在上海某公園，因為大狗追逐孩子，6歲的孩子提醒了狗主人一句『叔叔你看這上面寫的，寵物不許入內』，結果狗主人不但不改，反而將小孩兒打成腦震蕩。
北京一小區內一對男女遛狗時沒拴繩，險些導致一名兒童被小狗追到咬傷，隨後遛狗女子抱起狗就要走，孩子家長上前追問養犬者為何不道歉時，不僅遭到養犬男子豎起中指辱罵，還被養犬女子諷刺『被咬了就是活該』。
與此同時，重慶市在本月推出了嚴格的養犬規定，攜犬出戶不系犬繩或者不佩戴犬牌，所系犬繩長度超過1.5米等不文明行為，由公安機關處警告或者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處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罰款。
再往遠了說，鄭州曾有一個社區直接下令，全小區禁止養犬，引發討論。
可見，有關不文明養犬的爭議，一直是中國輿論場上的重要話題。
當然了，討論歸討論，總有人不知道說什麼好，直接將原因歸結於『中國人素質低』，還揚言『外國狗為什麼不亂叫？遛狗怎麼都知道拴繩？』。
這就是胡說八道了。
確實，如今全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對於城市飼養犬隻都有嚴格的規定和執行，飼主申請狗證之前，必須與犬隻一同進行3到6個月的培訓，限制吠叫，狗鏈控制，糞便清理都是訓練內容。
而在飼養過程中，一旦有不文明養犬的行為，懲罰的及時性也能得到保證。
當然很少出現不文明養犬的行為。
可眾所周知，中國在過去三十年內經歷了速度奇快的城市化，城市建成區面積急劇擴大，建成區居民人口暴增，許多小區被稱為『農轉非社區』或『回遷社區』。
這些社區的居民可能前幾天還是農民，突然變成了城市人，但他生活習慣的改變不可能像蓋房子那麼快。
試想，農村有相對廣闊的生活空間，以及更和諧的人與動物相處模式，在那個環境下，放養犬隻不但是傳統，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樓房社區不同於農村宅基地，生活空間縮減，鄰居們也對你家犬隻並不熟悉，這種情況下，若是不控制犬隻的吠叫，遛狗不拴狗鏈，糞便不及時清理，當然會造成巨大的麻煩與隱患。
說白了，這就是個城市化的附帶損失。
如果把目光聚焦在國外城市化的快速擴張階段，不文明養犬一樣是個嚴重問題，甚至鬧出『瘋狗恐慌』，人人談狗色變，嗚呼哀哉。
19世紀下半葉的紐約，正在經歷經濟的野蠻生長與城市的無序擴張。
大量移民從愛爾蘭、德意志、意大利的農村來到這座正在成長的巨獸城市，也有許多美國本地的農民進城尋找工作機會，城市的街道覆蓋至整個曼哈頓。
移民與本地人、移民與黑人，乃至移民與移民之間，都存在激烈的競爭與沖突，整個紐約處於一種沸反盈天的狀態，令城市管理者焦頭爛額，大部分不那麼重要的事情通通被擱置。
不過，有一個問題讓他們無法忽視，那就是狗實在是太多了，狂犬病也實在是太嚇人了。
在當時的紐約，無論是家養的狗還是流浪的狗，都在整個城市自由而混亂地走來走去。
據記載，當時美國的進城農民把紐約市中心搞得『生機盎然』，大部分人都會在公寓搞養殖，雞鴨鵝一應俱全，都是走地的，絕對不搞籠養。
相比之下，什麼林下養殖走地雞根本弱爆了，曼哈頓樓下養殖走地雞！這要是放在今天，得賣多少錢！
大家都是這樣的生活習慣，你指望他們會給狗拴鏈？別逗了。
1874年夏天，《紐約先驅報》的一名記者生動地描述了在曼哈頓下城中心夜間散步，3小時內就遇到200多隻狗的經歷。
沒有一條是拴著的。
對於19世紀的紐約人來說，狗遠非人類最好的朋友，而是代表著滋擾和恐懼。
除了不守規矩和犬科動物的好鬥天性之外，『瘋狗』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叫聲也是如此。
它們追逐人群、旁觀者爭先恐後地倉促撤退，這足以證明它們有能力煽動恐懼和混亂。
紐約市的條子們發現了這一點，開始培養警犬驅散示威人群的能力。
但大部分人類的腦回路和條子不同，他們感受到的隻有威脅。
狂犬病就是其中一個恐懼，雖然這種疾病在當時的紐約其實並不算是真正的大殺手。
剛剛說了，紐約當時是一個人畜共生的環境，而19世紀末的醫學雖然已經得到了發展，但那是病理學的進步，治療手段卻還非常匱乏，說簡單點就是，醫生可以告訴你得了什麼病，但對不起，他也不知道這病該怎麼治。
於是，當時的紐約就好像2020年的紐約一樣，是一個病毒的巨大培養皿，傷寒、白喉、肺結核和其他傳染病每年奪去這座城市成百上千人的生命。
而狂犬病相比之下屬於小兒科了，最嚴重的狂犬病疫情年，也就隻有十幾例狂犬病死亡病例。
但狂犬病又實在太嚇人了，它極端、可怕的症狀和必死無疑的名聲，使狂犬病在人類的想象中具有特別可怕和邪惡的地位。
以至於在19世紀末，紐約州衛生委員會和大部分死因法庭都將狂犬病死亡歸為『橫死』，這一類別還包括溺水、鐵路事故和自殺造成的死亡。
美國著名文學家愛倫·坡就死於狂犬病。
在向青梅竹馬求婚後，愛倫·坡乘坐火車離開弗吉尼亞州裡士滿，前往紐約市。
六天後，他被發現躺在馬裡蘭州巴爾的摩瑞安酒吧外的街道上。
人們認為這位終生酗酒的人患有譫妄震顫，但當給他酒精時，他拒絕了，當給他水時，他吞咽起來非常困難。
愛倫·坡的醫生約瑟夫·莫蘭博士寫道，愛倫·坡時而陷入昏迷，時而清醒，出現幻覺，時而處於極度攻擊性的時期，時而處於完全清醒的時期。
他最終陷入昏迷，四天後去世。
這些是狂犬病的典型症狀。
終於，在1885年10月，法國著名科學家路易斯·巴斯德激動人心地宣佈，他的實驗室已開發出一種高效程序，可以為被動物咬傷的受害者接種狂犬病疫苗，這預示著狂犬病對人類生命的威脅最終可能會結束。
1886年，美國巴斯德研究所宣佈，為人們接種狂犬病疫苗。
1890年，紐約巴斯德研究所的成功開業使狂犬病疫苗接種在美國獲得了永久的立足點，紐約市衛生部隨後取代了該研究所，開始為憂心忡忡的動物咬傷受害者接種疫苗。
然而，疫苗並沒有起到足夠的作用。
就在狂犬疫苗開始普及之後的1907年，紐約爆發了史上最嚴重的狂犬病疫情，28人被奪去生命。
美國人開始意識到，狂犬病防治的源頭不在於疫苗，而在於加強動物控制。
這時，一個已經成立了半個世紀的動物保護組織走上歷史舞臺，讓狂犬病恐懼退潮的同時，也徹底改變了美國人遛狗不栓鏈子的歷史。
美國防止虐待動物協會於1866年在紐約市成立，說起這個東西其實沒啥新意，當時英國已有了這麼一個玩意兒，雖然美國反英情緒很高漲，但是大家內心都覺得英國代表了『強大和文明』。
所以美國的動物保護人士一看英國有，自己也就趕緊成立了一個。
但是成立之後一直不溫不火，主要工作一直是給獸醫維權。
因為城市化和鐵路的進展，再加上農業機械化的起步，馬是越來越沒用了。
可當時的獸醫受到的主要培訓就是給馬治病，這下馬沒用了，獸醫不就失業了？
於是美國的動物保護人士和獸醫結合起來，說對待沒用的馬，哪怕是要殺，必須也得是獸醫來殺，不然就是虐待動物！
當然這都是廢話，沒什麼人聽，獸醫的維權行動和動保人士的組織都處在默默無聞的狀態。
可前面說了，紐約人畜共生，動物滿街亂走，狂犬病引起了『瘋狗恐慌』，這讓獸醫和動保人士終於找到了再就業的機會。
他們開始大聲疾呼，『怎麼解決動物滋擾的問題？怎麼解決‘瘋狗恐慌’？必須要控制動物！』『你對狗散養，讓狗四處亂走，實際上是在虐待狗！因為它們會陷入不被保護的境地，面臨狂犬病的威脅！』『住公寓不許養雞鴨鵝！』
慢慢的，隨著『瘋狗恐慌』，這些聲音逐漸得到了重視。
1910年，紐約市政當局做出決定，授予美國防止虐待動物協會執行紐約市『狗法』的權力，並由該協會負責收容全市的流浪狗。
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
防虐協會知道，光靠呼籲沒有用，得有雷霆手段。
他們依靠紐約市的財政支持以及募捐來的款項，雇傭了大批檢查員，這些人的工作很簡單：看到不栓鏈子的狗，直接當做流浪狗處理，一律收容。
誰要說這是它家的狗，那更簡單：罰款！
這樣一來，紐約人都知道了他們的厲害。
借著這股威勢，防虐協會頒下嚴令，要求城市飼主必須在一定時間內為犬隻註射疫苗，不然不能申領狗證，而沒有狗證的狗，一律收容！
一時間全紐約的飼主都慌了，這狂犬疫苗去找誰打呢？防虐協會貼心地提示大家，去找獸醫就可以了。
捆綁銷售了屬於是。
在防虐協會的雷霆手段治理下，一時間紐約『狗風肅然』，再也看不到滿地隨便走不栓鏈子的狗了，狂犬病也漸漸消失，『瘋狗恐慌』則徹底成為了歷史。
依靠『紐約治狗』的功績，由一群愛狗人士組成的動物防控組織——防虐協會成了美國各大城市的標配。
各地紛紛立法效仿紐約，將城市犬隻控制的權力授予防虐協會。
他們也利用這一權力，在美國推廣了養犬的一系列規定，規范了美國城市的『不文明養犬』行為，奠定了今日美國城市養犬的規則基礎。
同時代的巴黎和倫敦等西方大城市，也經歷了快速城市化帶來的『狗』陣痛，基本也是以美國模式為基礎解決了問題，即以強力手段和充足資金為支持，改變城市新居民的農村式放養習慣，並將新規則確立下來。
在相對後發的日本，1930年代也曾因為城市裡散養的犬隻大受其罪。
解決方法無他，都是通過強硬治理為養犬制定規則。
在二戰結束後，西方世界進入了新一輪城市化的周期，依靠上一輪中制定的規則，放養散養造成混亂的現象沒有出現。
這一時代的西方愛狗人士對養狗規范做了新的拓展，進一步促成了城市中的人狗和諧。
20世紀60年代末，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是各種激進思想的溫床。
舊金山灣區社區發起了言論自由運動，推動了反對越南戰爭的遊行示威，並塑造了美國關於言論自由的理念。
這一運動的最大副產品便是人民公園，一個為人類而設計的地方，讓人們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但不太為人所知的是另一個相關的文化副產品：狗也需要一個地方，做它們想做的事情。
1979年，帶著這個想法，人民公園的活動人士開始帶著他們的狗到舊金山新地鐵系統清理出來的空地上玩耍，『狗公園』迅速走紅。
當時防虐協會在舊金山的規定是要求遛狗時必須用鏈子拴住，鏈子長度不得超過八英尺。
但在『狗公園』，這一規定不存在，沒有一個人栓鏈子。
防虐協會和舊金山警察不允許這種事情繼續下去，於是出動人馬想剿滅這些無法無天的狗和它們的主人。
但這些人很會打遊擊戰，警察和檢查員來了他們就跑，警察走了他們就回來，似乎是得到了神秘的東方智慧。
當然總這麼躲著也不是事兒，這些人開始向市議會請願，如果一塊空地上完全沒有別人，隻有一些養狗的人，那麼這片地方是不是可以不用栓著狗？
在寫請願信時，大家發愁這塊地方應該起個什麼名字。
著名的人民公園活動人士湯姆·尼格曼表示，就叫『不栓鏈區域』《unleash area》吧。
本來市議會是煩死這些嬉皮士了，根本不會搭理他們。
但走運的是，著名作家坎迪斯·克萊恩當時關注到了這個請願書，在《動物雜志》上發表了一篇文章。
文章援引多位動物學著名學者的意見，認為在無人行走、無人經過的地區設立專門區域放寬限制無傷大雅。
而且狗也可以有更多社交，有利於犬隻身心健康，並且能更好地支持養狗人的情感。
名人和科學家都關注到了這個問題，市議會便不敢怠慢了。
1983年，舊金山同意在早已竣工的地鐵隧道上方建立一個實驗性的『不栓鏈區域』，防虐協會的負責人到場表示支持。
許多城市養狗人士慕名而來，狗公園一時門庭若市。
《舊金山紀事報》1990年的一篇文章指出，幾年之內，『這場運動已經席卷整個北加州』 那時，舊金山地區至少有25個狗公園如雨後春筍般湧現。
洛杉磯和紐約很快就建立了自己的不栓鏈區，還有得克薩斯州的奧斯汀、俄亥俄州托萊多和弗吉尼亞州亞歷山大。
發展到今天，一個社區附近如果有不栓鏈區，那麼這個社區的房價就有可能上漲，足見其影響力。
在許多發達國家，也逐漸推廣了這個做法，為狗專門設立一塊兒可以不用栓鏈的區域。
就這樣，在其他公共空間，養狗人必須嚴格限制狗的吠叫，給狗拴上短鏈子，控制狗的活動，但在不栓鏈區域內則可以讓狗相對自由地活動，使人與狗能更和諧地相處。
所以說，西方國家的狗都栓鏈子，出門也不狂叫，這是一個解決城市化附帶問題的歷史進程，而不是民眾素質高低的問題。
只要城市管理者給出時間和精力，用更嚴格的措施改變不文明養犬人的習慣，城市養犬不但不是個問題，甚至還是個經濟增長點呢……
參考資料：
大阪獸醫協會：日本狂犬病的歷史
《華盛頓郵報》：紐約如何戰勝狂犬病
艾麗莎·格林伯格：狗狗公園如何占領城市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