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犬之嘆』：
傳統文人躲不開的終極宿命
1948年11月13日，南京，凜冽的寒風，幽暗的壁燈，纖瘦的身影，蔣介石最著名的『禦用文膽』陳佈雷，直挺挺死在冰冷的床上。
次日，《中央日報》隆重刊登：陳佈雷氏昨日心臟病逝世…..然而，南京城內旋即疑慮叢生：實權在握的陳佈雷，怎麼會突然死於一場常見病呢？
貴為『帝師』，究竟是一種『高大上』的風光生涯，還是所謂『伴君如伴虎』的江湖險路？
做老師的最高境界，據說是帝師。
修齊治平，自古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理想，若能當上皇帝的老師，那就等於一步登天。
比如，康有為就是這麼想的。
但他頭腦混亂，戊戌變法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其弟康廣仁說他『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
有人勸他先辦教育再變法，康答：局勢嚴重，來不及了。
他的底氣在於，『變法三年可以自立，一反掌間，歐美之新文明皆在我矣』
文人涉政無可厚非，但喜歡上天入地的文人，其浪漫主義往往容易轉化為巫婆神棍。
看不到光緒缺乏實權，看不到宮廷裡的運作套路，缺乏最基本的政治常識，最終，戰友丟命、光緒囚禁、帝國擱淺，中國一場大好的翻身機會被活活葬送！
康有為還算逃過一條命去，比他慘的帝師，比比皆是。
商鞅：
十足的『改革』犧牲品
▲商鞅《前395－前338》戰國時期政治家
商鞅用20年時間兩次變法，戶籍、軍功、土地、稅收等方面大刀闊斧的改革，使秦國從落後變得強大。
商鞅的目標是如何實現的？
『立君之道，莫廣於勝法；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奸；去奸之本，莫深於嚴刑』用嚴刑峻法整治人民，此即商鞅的改革內涵。
商鞅的改革目標，是為了實現霸業而建立軍國主義國家，真正的底蘊是『弱民強國』。
得罪人民，對商鞅來說並不足懼，但『刑無等級』，卻得罪了官僚階層。
有人會說，革命就不能怕『得罪人』，難免要有犧牲，但商鞅的『犧牲』不可避免：他雖主張刑必上大夫，卻又認為刑不上君主。
跳不過君主專制門檻，其法制仍是人治，導致孝公死後，秦惠王聽信他人誣陷，而商鞅根本無能為力，最後舉家被滅。
然而，考慮到『國家利益』，秦惠王報了私仇後，政策還是商鞅這一套。
慘死的商鞅，豈非一個十足的犧牲品？
商鞅遭到的禍殃，百姓遭到的禍殃，源自他所建立的政法體制中的君主專權。
劉老師在《天堂茶話》中言道，『為天下不必為帝王，為帝王不等於為天下』，而在商鞅的理念中，帝王就等於天下，所謂的大公無私，其實是集天下之公於一人之私。
當法治成為人治，這樣一個『大公無私』的人物，其悲劇下場已經註定！
柏拉圖：
『理想國』的悲情設計師
▲柏拉圖《公元前427—前347》，古希臘哲學家
《天堂茶話》中，孔子勸老子進入體制，以便更『直接有效』地報效國家，老子答：
『為天下之學忠於道，為帝王之學忠於君。
帝師首先要忠君，而我是忠道不忠君。
因此，我不可能把我的政治哲學奉獻給那些獨霸天下的帝王』
但直至今日，孔子的觀點受眾更多：
『把您的主張寫成折子，直達天庭，然後由君王落實為政策法律，這樣於國於民豈不都是幸事？』
今人如此，何論古人？前368年，與商鞅同時期的柏拉圖，開始了第二次敘拉古之行。
上一次，他的哲學王夢想受到老狄奧尼修斯的踐踏，所幸撿回一條命。
這一次，他把希望寄托在小狄身上。
小狄具有老暴君不同的潛質，喜歡思辨，愛好哲學。
但事後證明，暴君就是暴君，無論他愛好文學還是哲學。
小狄很快對柏拉圖表示了厭倦，甚至欲取其性命，幸好一場突如其來的內戰救了柏拉圖。
柏拉圖被允許暫回雅典，但要保證戰爭平息後回到敘拉古。
前361年，白發蒼蒼的柏拉圖再赴敘拉古，狄二世已全然沒有了當年的青澀，愈發傲慢無禮。
柏拉圖教給他的哲學，沒有讓他賢明起來，反而朝著僭主方向大踏一步。
他還寫起了書，空洞無物，充斥著獨斷和專制。
柏拉圖這一次的待遇是被賣為奴。
老天垂憐，他被學生斐多用金幣贖回。
三次敘拉古之行，柏拉圖竭盡智商，然而正如《天堂茶話》中所言：歷史上許多懷揣帝師夢的人，都試過『策略』之路，用帝王愛聽的話把自己的主張包裝起來，『但是，帝王不是傻瓜，定把糖衣全盤吃下，炮彈完整退回』柏拉圖的宏偉藍圖徹底流產。
此後，敘拉古之行成為知識分子寄生的隱喻。
方孝孺：
禍殃全族的古今第一『風骨』
方孝孺《1357—1402》，明建文帝朝翰林學士
有幾人能如老子，覺出這其中的寄生味道？相反，儒家最喜歡標榜的就是風骨。
風骨是好東西，但帝師若講風骨就要了親命！
朱棣從北平出發時，心腹姚廣孝說，『南京城攻下之日，有一人一定不投降，希望不要殺他——殺了方孝孺，天下的讀書種子就滅絕了』朱棣應承。
1402年7月，朱棣要方孝孺起草即位詔書。
方孝孺的哭聲震徹大殿。
朱棣說：『先生不要自取憂苦，我隻是想仿效周公輔佐成王』方孝孺道：『周成王在哪裡？』朱棣答：『自焚而死』方孝孺道：『為何不立成王之子？』朱棣答：『國家有賴成年君王』方孝孺道：『為何不立成王之弟？』朱棣答：『這是我們朱家的事』
早已不耐煩了的朱棣，示意侍者拿來紙筆，道：『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筆於地，且哭且罵：『死即死耳，詔不可草』
朱棣大怒，命將方孝孺車裂於街市，並株連九族。
方孝孺大放厥詞：『莫說九族，十族何妨！』十族一說本來沒有，然而燕王正怒發沖冠，任何不可能都化為可能，遂把朋友門生也列為一族，合為十族，共殺873人，充軍、流放超過千人！
『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效忠建文，不惜得罪朱棣，但江山屬於建文家還是朱棣家，有何區別？
海德格爾：
將手指插入歷史車輪的『小孩』
海德格爾《1889—1976》，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創始人
征服了皇帝的帝師，也不見得就飛黃騰達：違逆正義，也是帝師躲不過去的宿命。
1934年，海德格爾結束他可恥的弗萊堡大學校長之旅，重返講臺。
有同事道：『君從敘拉古來？』
海德格爾明白這個書袋有多刻薄：柏拉圖當年的難堪，就是他今天的處境。
學者馬克·裡拉道：『如果哲學家試圖當國王，要麼哲學被敗壞，要麼政治被敗壞。
還有一種，兩者都被敗壞』海德格爾就是哲學被敗壞的明證。
擔任納粹校長那一年，他幹了太多讓人跌破眼鏡的事：加入納粹，與猶太籍導師胡塞爾斷絕關系，寫信告發同事與學生，在每次講座結束時高呼『希特勒萬歲！』
雅斯貝爾斯曾為之辯護：海德格爾不諳政治，就像一個不小心將手指插入歷史車輪的小孩。
讓人瞠目的是，這個小孩在私下裡也任性地宣稱：除非希特勒來向他道歉，他才會為自己的納粹歷史道歉。
言下之意，他並非納粹同路人，而是受害者——他期待自己的哲學可以改造國家社會主義，但希特勒欺騙了他。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略薩說，『人們不僅依靠真理生活，也需要謊言』很多知識分子，善於一方面制造真理，一方面制造謊言。
納粹完了，海德格爾還在賭氣，好像自己被蒙蔽了，本應有人拭淚才是。
但這之後，沒人知道海德格爾怎樣應對『君從敘拉古來』的譏諷，此後的歲月，海德格爾對納粹問題永保緘默，直到死去。
希特勒無法向他道歉了，因為早他而死。
海德格爾沒有機會為自己辯護了。
但大清帝師翁同龢有。
翁同龢：
帝國失敗的替罪羊
翁同龢《1830-1904》，同治、光緒兩代帝師
翁同龢比海德格爾幸運在於，一，他的學生光緒還在；二，光緒給他機會辯護。
但他親手斷送了良機。
光緒24年4月27日，翁同龢68歲生日。
凌晨，下起了小雨，翁大人以為好兆頭。
早朝時，他與各位大臣準備進入會議大廳，突然宮中主管宣佈翁同龢不要進來。
一小時後，一份上諭宣告了他政治生涯的戛然而止。
新政第四天就被開缺，還是他的生日，曾待之如祖父的光緒，為何如今棄之如敝屣？
1898年5月26日是一個轉折點。
這一天，光緒索要康有為的著作，翁同龢說自己不與康往來，光緒大為吃驚——極力舉薦康的正是翁同龢。
第二天，光緒再度索要，翁同龢依然如昨：康居心叵測，可能是政治小人，老臣與他沒有什麼往來。
光緒非常憤怒，史無前例，對素來尊敬的師傅發了火。
奇怪？不奇怪。
5月26日、27日，正是恭親王奕?彌留之日，慈禧和光緒幾次探視，恭親王希望光緒勿受小人挑撥，更不要將權力交給翁同龢這樣的人。
大清確應改革，但隻能是舊體制的完善，翁同龢在康有為的鼓動下『從內政根本』進行改革的構想，則是廢我軍機，另起爐灶。
果如此，以皇上的政治智慧和經驗閱歷，勢必淪為翁、康的傀儡。
恭親王最後強調，翁同龢『居心叵測，並及怙權』，若不對其防制，一旦與康聯手，禍及大清。
這話雖隻對慈禧和光緒說，但在當時算不得機密，作為當紅的軍機大臣，翁同龢不會不知道。
可見，翁同龢被罷官，雖然有政敵的報復及自身的失誤，但根本原因是慈禧與光緒為了大清利益作出的抉擇！
此前，甲午戰敗，光緒對翁同龢已有了不同看法。
光緒涕泗交流下了罪己詔，翁同龢也擬了折子請求處分，心情異常沉痛：『臣於敵勢軍情焉不諛，遂使全權之使再出，而和議於是遂成』並自認『覆水難收，聚鐵鑄錯，窮天地不塞此恨也！』
甲午海戰日本司令官伊東佑亨說，大清所以敗，不是某一人的罪過，而是墨守成規的結果。
光緒在開缺老師後『涕淚千行，竟日不食』，也明白委屈了師傅。
然而，翁同龢終究成了帝國失敗的替罪羊，上諭口氣毫無情面：『即行革職，永不敘用！』
話說回來，開罪天子，能有如此結局也算不錯了。
全家甚至全族被屠的案例，俯拾皆是，商鞅和方孝孺都是。
同樣悲慘但卻更加耐人尋味的帝師遭遇，則是張居正。
張居正：
從股肱之臣到『社稷毒瘤』
張居正《1525－1582》，明萬歷朝內閣首輔
萬歷十年6月20夜，北京大明相府哭聲震天。
張居正死了。
朝野流傳，『在其位謀其政，為官當學張居正』。
張居正想不到，自己剛死不足月餘，就成了言官口中的巨奸，『擅專獨斷，專橫跋扈』。
從股肱之臣到『社稷毒瘤』，變化的突然讓人咋舌。
誰不知道，從萬歷元年始，張居正新政經萬歷帝下令實施，對鞏固大明朝廷立下頭功！然而，萬歷11年3月，同樣是萬歷帝，下令追奪張居正一切榮銜，家產全部抄光，子孫被關在屋子裡餓死十幾個，慘狀朝野驚悸！萬歷12年8月，萬歷下詔宣佈張居正罪狀，其活著的子弟統統發配邊疆。
學生為何如此痛恨自己的老師？
時光倒流，因果不難尋覓。
萬歷登基後，張居正感覺時機到來，改變積弊以延續國祚，在他看來是天授之命。
為此他做了兩件事，一是實施一條鞭法等改革措施，二是培養接班人，這兩件事既讓他名冠天下，也為明日埋下了禍根：
前者，撼動了官僚階層的利益，導致在長達十年的時間裡，張居正一直處在群起而攻之的態勢中；
後者中的『接班人』就是萬歷。
張居正將政治理想寄予萬歷，親自編寫教材給他。
但除了愛，更多的是嚴厲，其最常強調的一句話是，你是皇上，一言一行都要有帝王風范，切不可自降於凡人。
按理嚴師出高徒，但張居正忽略了，他教的不僅是一個學生，更是九五至尊，授課時是先生，更多時候你是臣子。
嚴格的管束，使萬歷對他從尊敬到畏懼，近乎野蠻的強硬，更是傷了小皇帝的心，慢慢又從敬畏轉變為怨恨。
兩股仇恨交織，張居正在劫難逃。
萬歷12年，明神宗朱翊鈞終於逃出老師給他的心理陰影，用實際行動交了一份答卷：這就叫說一不二的帝王風范。
我們不妨再深入思考一層：正值可以有番作為的年輕皇帝，要想掌握充足的話語權，必須走出張居正的陰影—任何一個政策的推出都是承上啟下的，在別人看來都會是張居正的功勞。
隻有把張搞臭，聚光燈才會重回萬歷身上。
反張派的囂張聲勢、張居正的私德不堪，其實，無非是萬歷的借口。
清人說，明隻一帝，太祖高皇帝；明隻一相，張居正。
盡管張居正對大明有再造之功，然而，用自家幾十口人的生命來交換，這樣的代價不是沉重，而是根本劃不來。
張居正如果真能看透，當初李太後讓小萬歷去讀《霍光傳》時，他就應該能預判到自己的明天！
也有人說，如果張居正身為清官，萬歷就算想倒張，也沒有借口了，那麼，張居正必將成為史上最成功的帝師。
清官就一定會善始善終？未必。
比如開篇提到的蔣介石那位禦用文膽。
陳佈雷：
掙紮於人品與人格之間的現代『妾婦』
陳佈雷《1890－1948》，蔣介石『文膽』
1927年是陳佈雷生命的分界線。
此前，三十幾歲的陳佈雷已譽滿報界，被稱為『如椽巨筆，橫掃千軍』。
此後他開始追隨蔣介石，號稱領袖『文膽』，更是實際的國民黨軍機大臣。
蔣介石對他向來尊重，進言多有采納。
抗戰時期，陳佈雷起草的文告傳頌一時，蔣介石那篇『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全國民眾皆有守衛國土之責』的著名演講，就出自陳佈雷。
然而，為蔣捉刀的二十多年，一種隱痛一直折磨著陳佈雷。
1937年，為寫《西安半月記》，陳佈雷不知戳斷多少毛筆，心情煩躁到無以復加。
1948年10月下旬的一天，陳佈雷精神頹喪，頭發蓬亂，形容枯槁，語音低微，哀嘆著對兒子說：『前方軍事潰敗到如此地步，後方民心思變又如此，此時此刻，最高當局卻要我寫一篇《總體戰》的文章，這叫我如何落筆！』
筆在他的手中，說的卻不是自己想說的話，他無一日不想著退出，但終於退不出。
這當中，包含著他對蔣的知遇之恩的感激，也有自身性格的原因。
他身上有濃重的『士為知己者死』觀念，正如他在寫給王蕓生的信中說，『我如同一個已經出嫁的女人，隻能從一而終』
1948年11月2日，陳佈雷建議國共之間應停止戰鬥，和平談判，被蔣介石在黨部會議上嚴斥。
陳佈雷回來後緊鎖眉頭，一根接一根猛抽煙，來回踱步，長噓短嘆。
此時的蔣介石，對經濟形勢不滿，對軍事形勢不滿，對外交不滿，對陳佈雷的宣傳工作也極為不滿。
此前，因推薦翁文灝任行政院長而隨後發生金圓券垮臺，國民黨經濟體系整體崩潰，作為舉薦人，陳佈雷的心理已經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1948年11月12日，深夜，陳佈雷服大量安眠藥，自殺身亡。
15日，陳佈雷遺體在南京大殮，殯儀館中央，高懸蔣介石親書匾額『當代完人』。
陳佈雷一生清正廉潔，生活極其簡單。
1947年，國民黨強迫民眾把真金白銀換成金圓券，他和夫人把僅有的一公斤金銀全部兌換，不久就成了一堆隻能買幾斤面粉的廢紙。
陳佈雷死後，連這樣的金圓券，身邊也僅有700元。
顯然，人品與人格是兩個概念。
著名報人王蕓生評價陳佈雷：『他的‘忠’，並非‘忠’於國家，更非‘忠’於人民，也非‘忠’於他的黨，而是‘忠’於蔣介石一個人，這樣的‘忠’是‘妾婦之忠’』『士為知己者死』，59歲的陳佈雷自覺油盡燈枯，對恩主再無用途，欲退隱而不得，更不便屍位素餐，隻好一死了之。
刻薄一點說，這豈非就是『愚忠』？
其實，陳佈雷在1948年感嘆『我一生最大的錯誤就是從政而又不懂政治，以至無法自拔，於今悔之晚矣』 之時，結局已向他大踏步走來。
正如公元前208年，秦始皇的愛卿、大秦帝國的『法制奠基者』、丞相李斯被判腰斬。
在奔赴刑場的路上，73歲的李斯，回頭對同判死刑的二兒子李由說：
『我真想，和你再牽著咱們家的大黃狗，去上蔡東門外追野兔。
但是，還能嗎？』
『黃犬之嘆』，豈非天下帝師的終極宿命？
因為，陳佈雷身居權力中心、作為蔣介石『第一支筆』的二十年，正是塑造了現代中國、對中國政治影響最深的變局時代。
陳佈雷是一個典型的中國文人形象，在歷史變革的漩渦中，他經歷了完全不同於傳統中國文人的一生。
作為一個被藏在歷史隱秘角落裡的人，對他的『蓋館定論』同樣充滿爭議——一方將陳佈雷稱為『完人』，另一方認為其『頗有爭議』。
事實上，陳佈雷是一個悲劇人物，是他人口中『最不該死』『每每要為之垂淚』的那個人。
閱讀陳佈雷的悲劇,是在閱讀一個文人的悲劇，被歷史旋渦裹挾的悲劇，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在閱讀那個政權的悲劇。